Monday, March 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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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ul Hochstein and Merav Ahissar
We propose that explicit vision advances in reverse hierarchical direction, as shown for perceptual learning. Processing along the feedforward hierarchy of areas, leading to increasingly complex representations, is automatic and implicit, while conscious perception begins at the hierarchy’s top, gradually returning downward as needed. Thus, our initial conscious percept—vision at a glance—matches a high-level, generalized, categorical scene interpretation, identifying “forest before trees.” For later vision with scrutiny, reverse hierarchy routines focus attention to specific, active, low-level units, incorporating into conscious perception detail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re. Reverse Hierarchy Theory dissociates between early explicit perception and implicit low-level vision, explaining a variety of phenomena. Feature search “pop-out” is attributed to high areas, where large receptive fields underlie spread attention detecting categorical differences. Search for conjunctions or fine discriminations depends on reentry to low-level specific receptive fields using serial focused attention, consistent with recently reported primary visual cortex effects.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
—Søren Kierkegaard
We propose that explicit vision advances in reverse hierarchical direction, as shown for perceptual learning. Processing along the feedforward hierarchy of areas, leading to increasingly complex representations, is automatic and implicit, while conscious perception begins at the hierarchy’s top, gradually returning downward as needed. Thus, our initial conscious percept—vision at a glance—matches a high-level, generalized, categorical scene interpretation, identifying “forest before trees.” For later vision with scrutiny, reverse hierarchy routines focus attention to specific, active, low-level units, incorporating into conscious perception detail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re. Reverse Hierarchy Theory dissociates between early explicit perception and implicit low-level vision, explaining a variety of phenomena. Feature search “pop-out” is attributed to high areas, where large receptive fields underlie spread attention detecting categorical differences. Search for conjunctions or fine discriminations depends on reentry to low-level specific receptive fields using serial focused attention, consistent with recently reported primary visual cortex effects.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 but it must be lived forward.
—Søren Kierkegaard
Saturday, March 24, 2007
还原破坏国家统一的罪魁诸葛亮本来面目
廖伦焰
公元207年，曹操讨乌桓取得胜利，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184年黄巾起义以来的中国北方内战基本上结束了。三国时代，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区，占有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全国十三个州，其中有九个州都在中国北方。曹操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继续“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以绝对强大于南方的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积极准备着进行一场统一全国，消灭南方荆州刘表、扬州孙权两个主要的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国统一的曙光，经过20几年内战后，终于出现了！
曹操要坚决地通过统一战争，消灭南方地方割据势力，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南方江东的孙权集团，却在公元200年，就按照鲁肃与孙权“榻上策”的战略规划，制定了“先两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并且，在207年、208年继续按照这个战略规划，向其西部刘表所属的江夏郡发起进攻，扩大实力，顽固地对抗北方的统一。诸葛亮于207年又在“隆中”向刘备提出了“先三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这样一来，中国的统一在207年就出现了三个方案，即：曹操的通过统一战争，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尽快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和孙权、刘备的通过战争，先达到两分、三分天下目标后，再通过战争，结束两分或三分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公元208年爆发的、关系国家是尽快实现统一、结束战争，还是继续长期分裂、长期内战下去这一命运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三个统一方案的矛盾水火不相容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这场战争以北方曹操的失败，南方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赤壁之战北方曹操的失败，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碍，它所产生的影响为后来的“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分裂使得战争更加频繁，人民继续为之生灵涂炭。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09年至公元222年三国鼎立正式形成期间，国内战争达36次之多；三国鼎立形成后至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国鼎立结束的59年间，国内战争达110次之多。据《三国食货志》记载：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48万，公元263年魏灭蜀时，全国人口仅存767万。三分天下，天下多了几十年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孙权、刘备集团“先分后统”的建国方针，是破坏国家统一，着眼于个人利益、地方集团利益的罪恶方针。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赤壁之战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是正义的，是汉丞相奉天子之命，顺应统一的历史潮流发动的全国统一战争；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是非正义的，是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应当予以否定的。
诸葛亮是在国家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联吴抗曹三分理论的提出者，又是赤壁之战中，代表刘备集团积极实践自己的“隆中”对策，到江东游说孙权，促成孙、刘联盟，促成赤壁之战爆发的重要人物，理所当然地要对自己危害天下、破坏国家统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国家经过20几年内战，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积极献计献策促成国家统一，尽快结束内战，结束人民饱受的战争之苦，才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遵循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之，则是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违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逐步向益州发展，经过212至214年三年和益州牧刘璋的战争，夺取了益州。刘备于公元221年在诸葛亮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在仅有一州之地、九十万人口的益州称帝，诸葛亮被刘备任命为丞相。至此，诸葛亮三分中国有其一的分裂主张，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彻底地实现了。（刘备建立的政权仍称汉王朝，后人称之为蜀汉，以区别于西汉、东汉。）
刘备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弱小的，但向北方挑起的战争次数却是相当可观的。诸葛亮在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后，于228年至234年对曹魏发动了五次带有攻势防御性质的北伐，错误的战争决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分天下就开始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正如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在前三次北伐失败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建立吴国，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前往祝贺，并与吴国订立了两分中国的盟约。这个盟约，在《三国志.后主传第三》、《三国志.吴主传第二》、《三国志.陈震传》、《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注引》四传均作了记载。盟约约定，盟约订立后，属魏的“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对曹魏统治的九州作了分割。盟约中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之。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 谌，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绝，实属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 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这个盟约的订立，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究其诸葛亮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天下无二，这个以书面形式出现的“政府”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产生了以下后果。
第一. 以蜀汉承认吴国的合法性换取吴国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承认。蜀汉东吴两个政权的皇帝都是自封的，而魏政权形式上是汉天子刘协禅让的。魏帝坚持自己是国家唯一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天下属魏，中国只有一个，蜀汉、东吴占据的领土是魏天下，即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承认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的合法性。盟约的订立，使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东吴的承认。同时，东吴的合法性得到了蜀汉的承认。盟约以承认换取承认的形式，授受两个分裂国家具有合法地位，这是盟约政治意义的核心所在。
第二. 盟约的订立是两个弱小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小朝廷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反映。面对强大的魏中央政权，汉吴不密切联合，最大限度地步调一致，就可能很快地被魏逐一灭亡，蜀汉东吴间生命存在关系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盟约强调魏是共同的敌人，必须“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就是因为魏严重威协着两个弱小朝廷生命的存在。
第三. 蜀汉“先三分后统一”和东吴“先两分后统一”的统一主张，从形式上也被彻底放弃。蜀汉和东吴之所以以“政府”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形式，放弃统一的主张，是因为面对强大的北方，都知道要单独地去实现灭魏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放弃统一，“同讨魏贼”，走两分中国的道路，才有可能是现实的。两个小朝廷重新确立的建国方针，把两分中国作为了各自的最高奋斗目标，最高的建国纲领。恢复汉室的旗号，从法律上被废除。完整的刘氏汉天下的的意义至此不再存在。
第四. 为国家统一制造了更严重的障碍，更加延长了内战时间，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统一进程，增加了人民的苦难，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盟约不仅在诸葛亮在世时产生了“法律效力”，在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前的整个时间里都产生着“法律效力”。三国时期人民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存在，为战争而消亡的，人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资源。生产力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社会存在。而少量的一点人的存在，其活动也主要地是为了战争需要，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受的破坏情况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 盟约的订立最终逃脱不了分裂国家者灭亡的命运。由于两分中国的主张发源于“先两分后统一”和“先三分后统一”的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主张。两分中国的主张既是“先分后统”主张失败的历史见证，又是“先分后统”主张失败的产物，是“先三分后统一”错误主张的发展，继续分裂既不顺天意，不符合中国历史，又不合民心，更增加了北方理直气壮统一中国的责任感，增加了北方实现国家统一、发展壮大实力的紧迫感，增加了北方不坚持统一、自身也会被灭亡的危机感。两个弱小朝廷的联盟，政治上是失败的，军事上仍是弱于北方的，经济基础上，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在三国时代，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于南方。因此，两分中国的主张只是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梦想。在强大的北方政权存在的同时，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两分中国的盟约必然地会破产。统一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几千年历史是在统一大趋势中向前发展的。自夏至汉至三国，乃至于近代，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个一如既往的历史趋势。蜀汉与东吴订立的盟约，虽然把诸葛亮也划成了外国人（诸葛亮是琅琊阳都人，琅琊阳都在今山东沂南县一带，属徐州、徐州按盟约属吴国），但诸葛亮要做外国人的打算注定要失败。分裂只会导致战争，在战争之后历史再曲折地走向统一，中国领土不可分，首先是中华民族是一家人的血缘关系及共同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不可分。分裂是中国内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坚持分裂，除了导致战争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政治上的后果。
第六. 两分中国的盟约，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起了无比恶劣的作用。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三国结束，中国经历了近100年的内战，汉民族人口锐减，元气大伤，为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统治中原近300年和国土分裂近300年埋下了一条严重的祸根。589年，隋统一中国后，才又重新恢复了汉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失败。234年，诸葛亮联吴共同伐魏，失败。殒命于五丈原，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诸葛亮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分裂祖国的一生，对国家统一所起的破坏作用，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罪在当时，害及千秋的。那么，这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天下第一罪魁，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变成了一个被千秋讴歌的神人了的呢？
诸葛亮要成为被千秋讴歌的神人，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在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必须代表着封建“正统”。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国的。如以这种“正统”论，诸葛亮这个蜀汉的丞相，就是僭国的丞相，当然便是后人所不耻的。可历史给后人开了很大一个玩笑，西晋在36年的统一中国后，北方发生了“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晋政权南迁的情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在三国前是从所未有的，这对汉民族的打击之沉重，被人们称之为“神州陆沉”。由于华夏民族发祥并成长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以，传统的“正统”论，是以取得中原统治权为正统观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南渡的东晋王朝的合法性按“地域观”划分就成了一定的问题，为了给东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张目，也出于自身深刻的民族感情，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予以矫正，以“宗室血统正统观”确定“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并且，在向朝廷的上书中，也坚持“吴、魏犯顺”、“蜀人杖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很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普遍的民族心理。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由于历史情况发生了变化，“正统”观继续坚持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可历史发展到南宋时，又出现了赵氏王朝偏安江南、与东晋王朝相类似的情况，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大理学家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魏为僭国，蜀为正统的地位就这样确立了下来，没有历史的这些曲折，诸葛亮的历史形象，是决不可能发生严重扭曲的。
蜀为正统的正统观，仅是诸葛亮得以千秋被讴歌的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正统的王朝，那么多的贤相，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远不及诸葛亮这个天下第一罪魁那么崇高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溯到三国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去。三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却十分引人注目。少数民族开始统治中原的历史，潜伏于三国后期，爆发在西晋时代。在西晋统一中国24年后的公元304年，匈奴族人刘渊就在北方建立起了后汉（即前赵）政权。从所谓的“五胡乱华”开始，经东晋、南北朝，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和国土分裂的时间长达约300年，至隋统一中国，才重新恢复汉族对中原的统治。由于三国时代上承汉民族单独地统治中原的终点，下连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起点，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自然会引起后世人民和史学界对三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特殊关注。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民间受“宗室血统正统观”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关于三国说唱形式的文学作品及杂剧就已普遍地出现了。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仍遵循蜀为正统的创作观念，小说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了政治需要，《三国演义》中塑造的诸葛亮形象，对神化诸葛亮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演义中大量的毫无史实依据的，如：借东风、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空城计、智料华容道、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巧摆八阵图、锦囊杀魏延、骂死王郎，死了还以木偶退兵等等纯属虚构的情节，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把其中一些内容误以为真。而诸葛亮的一些真实情况，如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诸葛亮“出山”前在荆州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学习、系统地接受过儒学训练，小说可能是为了神化“隆中对”的策略，没有对诸葛亮的这些背景资料向读者介绍，只把诸葛亮创作成为一介典型的村夫，让读者读了小说后，对“隆中对”产生神奇感，对诸葛亮产生神奇感。再如，《三国志》卷36载：刘备打下成都后，“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等人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刘备集团对劳动人民财富的这种大瓜分、大抢劫，小说中也仅用“遣使赍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千匹，赐与云长。其余官将，给赏有差”一句敷衍过去。诸葛亮在历史上不仅不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种“智绝”的典型形象，也不是大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忠臣，因为大汉王朝中央政权从未授予诸葛亮任何官职。诸葛亮在历史上仅是一个被分裂国家的丞相，被分裂国家皇帝的利益，便是他的个人利益。隆中对策既是诸葛亮给刘备称帝的献策，又是他自己与刘备同恶相济的人生打算和愿望。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用他一生的作为对人民幸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把唯一公正的尺子作为度量器去度量时，一切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就都真实地浮现在了我们面前，一切历史的迷雾，便都自然地烟销云散了。我们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谁给人类制造了不应该有的痛苦和不幸，谁剥夺了人类应该有而没有了的美好生活的权力，谁就是人类社会的敌人，这就是文章作者的历史观，也应该是绝大多数现代人共同的历史观！
2007.2.25
作者简介：廖伦焰，笔名龙康，1963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作家，诗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及深圳大学短期学习，曾受聘担任北京《发现》杂志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极点》、《性罪》、《龙康中短篇小说集》，主编并出版了《还原天下第一罪魁诸葛亮本来面目》网上讨论集。
公元207年，曹操讨乌桓取得胜利，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184年黄巾起义以来的中国北方内战基本上结束了。三国时代，北方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区，占有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口。全国十三个州，其中有九个州都在中国北方。曹操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继续“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以绝对强大于南方的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积极准备着进行一场统一全国，消灭南方荆州刘表、扬州孙权两个主要的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国统一的曙光，经过20几年内战后，终于出现了！
曹操要坚决地通过统一战争，消灭南方地方割据势力，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南方江东的孙权集团，却在公元200年，就按照鲁肃与孙权“榻上策”的战略规划，制定了“先两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并且，在207年、208年继续按照这个战略规划，向其西部刘表所属的江夏郡发起进攻，扩大实力，顽固地对抗北方的统一。诸葛亮于207年又在“隆中”向刘备提出了“先三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这样一来，中国的统一在207年就出现了三个方案，即：曹操的通过统一战争，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尽快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和孙权、刘备的通过战争，先达到两分、三分天下目标后，再通过战争，结束两分或三分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公元208年爆发的、关系国家是尽快实现统一、结束战争，还是继续长期分裂、长期内战下去这一命运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三个统一方案的矛盾水火不相容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这场战争以北方曹操的失败，南方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赤壁之战北方曹操的失败，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碍，它所产生的影响为后来的“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分裂使得战争更加频繁，人民继续为之生灵涂炭。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09年至公元222年三国鼎立正式形成期间，国内战争达36次之多；三国鼎立形成后至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国鼎立结束的59年间，国内战争达110次之多。据《三国食货志》记载：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48万，公元263年魏灭蜀时，全国人口仅存767万。三分天下，天下多了几十年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孙权、刘备集团“先分后统”的建国方针，是破坏国家统一，着眼于个人利益、地方集团利益的罪恶方针。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赤壁之战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是正义的，是汉丞相奉天子之命，顺应统一的历史潮流发动的全国统一战争；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是非正义的，是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应当予以否定的。
诸葛亮是在国家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联吴抗曹三分理论的提出者，又是赤壁之战中，代表刘备集团积极实践自己的“隆中”对策，到江东游说孙权，促成孙、刘联盟，促成赤壁之战爆发的重要人物，理所当然地要对自己危害天下、破坏国家统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国家经过20几年内战，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积极献计献策促成国家统一，尽快结束内战，结束人民饱受的战争之苦，才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遵循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之，则是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违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逐步向益州发展，经过212至214年三年和益州牧刘璋的战争，夺取了益州。刘备于公元221年在诸葛亮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在仅有一州之地、九十万人口的益州称帝，诸葛亮被刘备任命为丞相。至此，诸葛亮三分中国有其一的分裂主张，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彻底地实现了。（刘备建立的政权仍称汉王朝，后人称之为蜀汉，以区别于西汉、东汉。）
刘备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弱小的，但向北方挑起的战争次数却是相当可观的。诸葛亮在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后，于228年至234年对曹魏发动了五次带有攻势防御性质的北伐，错误的战争决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分天下就开始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正如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在前三次北伐失败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建立吴国，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前往祝贺，并与吴国订立了两分中国的盟约。这个盟约，在《三国志.后主传第三》、《三国志.吴主传第二》、《三国志.陈震传》、《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注引》四传均作了记载。盟约约定，盟约订立后，属魏的“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对曹魏统治的九州作了分割。盟约中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之。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书，副之天府。天高听下，灵威 谌，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凡百之约，皆如载书。信言不绝，实属于好。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 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这个盟约的订立，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究其诸葛亮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天下无二，这个以书面形式出现的“政府”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产生了以下后果。
第一. 以蜀汉承认吴国的合法性换取吴国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承认。蜀汉东吴两个政权的皇帝都是自封的，而魏政权形式上是汉天子刘协禅让的。魏帝坚持自己是国家唯一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天下属魏，中国只有一个，蜀汉、东吴占据的领土是魏天下，即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承认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的合法性。盟约的订立，使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东吴的承认。同时，东吴的合法性得到了蜀汉的承认。盟约以承认换取承认的形式，授受两个分裂国家具有合法地位，这是盟约政治意义的核心所在。
第二. 盟约的订立是两个弱小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小朝廷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反映。面对强大的魏中央政权，汉吴不密切联合，最大限度地步调一致，就可能很快地被魏逐一灭亡，蜀汉东吴间生命存在关系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盟约强调魏是共同的敌人，必须“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就是因为魏严重威协着两个弱小朝廷生命的存在。
第三. 蜀汉“先三分后统一”和东吴“先两分后统一”的统一主张，从形式上也被彻底放弃。蜀汉和东吴之所以以“政府”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形式，放弃统一的主张，是因为面对强大的北方，都知道要单独地去实现灭魏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放弃统一，“同讨魏贼”，走两分中国的道路，才有可能是现实的。两个小朝廷重新确立的建国方针，把两分中国作为了各自的最高奋斗目标，最高的建国纲领。恢复汉室的旗号，从法律上被废除。完整的刘氏汉天下的的意义至此不再存在。
第四. 为国家统一制造了更严重的障碍，更加延长了内战时间，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统一进程，增加了人民的苦难，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盟约不仅在诸葛亮在世时产生了“法律效力”，在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前的整个时间里都产生着“法律效力”。三国时期人民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存在，为战争而消亡的，人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资源。生产力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社会存在。而少量的一点人的存在，其活动也主要地是为了战争需要，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受的破坏情况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 盟约的订立最终逃脱不了分裂国家者灭亡的命运。由于两分中国的主张发源于“先两分后统一”和“先三分后统一”的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主张。两分中国的主张既是“先分后统”主张失败的历史见证，又是“先分后统”主张失败的产物，是“先三分后统一”错误主张的发展，继续分裂既不顺天意，不符合中国历史，又不合民心，更增加了北方理直气壮统一中国的责任感，增加了北方实现国家统一、发展壮大实力的紧迫感，增加了北方不坚持统一、自身也会被灭亡的危机感。两个弱小朝廷的联盟，政治上是失败的，军事上仍是弱于北方的，经济基础上，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在三国时代，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于南方。因此，两分中国的主张只是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梦想。在强大的北方政权存在的同时，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两分中国的盟约必然地会破产。统一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几千年历史是在统一大趋势中向前发展的。自夏至汉至三国，乃至于近代，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个一如既往的历史趋势。蜀汉与东吴订立的盟约，虽然把诸葛亮也划成了外国人（诸葛亮是琅琊阳都人，琅琊阳都在今山东沂南县一带，属徐州、徐州按盟约属吴国），但诸葛亮要做外国人的打算注定要失败。分裂只会导致战争，在战争之后历史再曲折地走向统一，中国领土不可分，首先是中华民族是一家人的血缘关系及共同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不可分。分裂是中国内战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坚持分裂，除了导致战争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政治上的后果。
第六. 两分中国的盟约，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起了无比恶劣的作用。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三国结束，中国经历了近100年的内战，汉民族人口锐减，元气大伤，为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统治中原近300年和国土分裂近300年埋下了一条严重的祸根。589年，隋统一中国后，才又重新恢复了汉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失败。234年，诸葛亮联吴共同伐魏，失败。殒命于五丈原，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诸葛亮的一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分裂祖国的一生，对国家统一所起的破坏作用，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罪在当时，害及千秋的。那么，这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天下第一罪魁，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变成了一个被千秋讴歌的神人了的呢？
诸葛亮要成为被千秋讴歌的神人，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在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必须代表着封建“正统”。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国的。如以这种“正统”论，诸葛亮这个蜀汉的丞相，就是僭国的丞相，当然便是后人所不耻的。可历史给后人开了很大一个玩笑，西晋在36年的统一中国后，北方发生了“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晋政权南迁的情况。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在三国前是从所未有的，这对汉民族的打击之沉重，被人们称之为“神州陆沉”。由于华夏民族发祥并成长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以，传统的“正统”论，是以取得中原统治权为正统观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南渡的东晋王朝的合法性按“地域观”划分就成了一定的问题，为了给东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张目，也出于自身深刻的民族感情，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予以矫正，以“宗室血统正统观”确定“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并且，在向朝廷的上书中，也坚持“吴、魏犯顺”、“蜀人杖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很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普遍的民族心理。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由于历史情况发生了变化，“正统”观继续坚持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可历史发展到南宋时，又出现了赵氏王朝偏安江南、与东晋王朝相类似的情况，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大理学家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魏为僭国，蜀为正统的地位就这样确立了下来，没有历史的这些曲折，诸葛亮的历史形象，是决不可能发生严重扭曲的。
蜀为正统的正统观，仅是诸葛亮得以千秋被讴歌的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正统的王朝，那么多的贤相，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远不及诸葛亮这个天下第一罪魁那么崇高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溯到三国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去。三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却十分引人注目。少数民族开始统治中原的历史，潜伏于三国后期，爆发在西晋时代。在西晋统一中国24年后的公元304年，匈奴族人刘渊就在北方建立起了后汉（即前赵）政权。从所谓的“五胡乱华”开始，经东晋、南北朝，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和国土分裂的时间长达约300年，至隋统一中国，才重新恢复汉族对中原的统治。由于三国时代上承汉民族单独地统治中原的终点，下连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起点，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自然会引起后世人民和史学界对三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特殊关注。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民间受“宗室血统正统观”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关于三国说唱形式的文学作品及杂剧就已普遍地出现了。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仍遵循蜀为正统的创作观念，小说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了政治需要，《三国演义》中塑造的诸葛亮形象，对神化诸葛亮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演义中大量的毫无史实依据的，如：借东风、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空城计、智料华容道、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巧摆八阵图、锦囊杀魏延、骂死王郎，死了还以木偶退兵等等纯属虚构的情节，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把其中一些内容误以为真。而诸葛亮的一些真实情况，如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诸葛亮“出山”前在荆州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学习、系统地接受过儒学训练，小说可能是为了神化“隆中对”的策略，没有对诸葛亮的这些背景资料向读者介绍，只把诸葛亮创作成为一介典型的村夫，让读者读了小说后，对“隆中对”产生神奇感，对诸葛亮产生神奇感。再如，《三国志》卷36载：刘备打下成都后，“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等人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刘备集团对劳动人民财富的这种大瓜分、大抢劫，小说中也仅用“遣使赍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千匹，赐与云长。其余官将，给赏有差”一句敷衍过去。诸葛亮在历史上不仅不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种“智绝”的典型形象，也不是大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忠臣，因为大汉王朝中央政权从未授予诸葛亮任何官职。诸葛亮在历史上仅是一个被分裂国家的丞相，被分裂国家皇帝的利益，便是他的个人利益。隆中对策既是诸葛亮给刘备称帝的献策，又是他自己与刘备同恶相济的人生打算和愿望。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用他一生的作为对人民幸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把唯一公正的尺子作为度量器去度量时，一切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就都真实地浮现在了我们面前，一切历史的迷雾，便都自然地烟销云散了。我们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谁给人类制造了不应该有的痛苦和不幸，谁剥夺了人类应该有而没有了的美好生活的权力，谁就是人类社会的敌人，这就是文章作者的历史观，也应该是绝大多数现代人共同的历史观！
2007.2.25
作者简介：廖伦焰，笔名龙康，1963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作家，诗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并在中国政法大学及深圳大学短期学习，曾受聘担任北京《发现》杂志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极点》、《性罪》、《龙康中短篇小说集》，主编并出版了《还原天下第一罪魁诸葛亮本来面目》网上讨论集。
Thursday, March 22, 2007
Monday, March 19, 2007
李斯谏逐客书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
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赍而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
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赍而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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